天没亮透，我就动身了。小镇还在睡，老人的锤声从镇尾追上来，一下，一下——这一次我听清了，那不是敲门，是送行：敲得越稳，越是要我放心地走。胸口两重心跳叠着，第二颗还不太熟路，偶尔错半拍，又急急追上来，像头一回出远门的孩子。贴着衣料那根灰白的指针一动不动，指着一个方向，稳稳的，像一枚终于按下去的坐标。我知道它指着哪里。西北。
出了镇子，田埂一段一段矮下去，矮成缓丘，缓丘又褪成一片灰黄的台地。路越走越瘦，先还走得了牛车，后来只够一个人侧身。日头升到头顶时，我遇见一间孤零零的茶棚，歪在路边，像一枚被风拧弯的钉子。棚里只有一位阿婆，正把晒干的枣一颗一颗码进坛子。她没有看我，听了我很久，忽然说：「你走路，带两重心跳。」我坐下来，要了碗水。「我男人年轻时，走路也带两重心跳。」她说，「三十多年前，有天夜里，天上掉下来一样东西，就落在这片台地后头。全村人都去看了，只有他没回来。他说他去看一眼是什么，看看就回。后来地图上那一块，一直空着。画图的人说，那里什么也没有。」
「您信吗？」我问。
「信。地图不骗人。」她抬起眼睛，很亮，「可地图上空白的地方，不是没有东西——是还没有人回来，替它写上一笔。」她包了几颗枣，塞进我怀里，「你带两重心跳往西北走，是去还东西的。替他还，也替你还。」
我谢过她，接着赶路。枣隔着衣料硌着胸口，正好压在那根指针上，硌得人安心。晌午过后，台地忽然裂开一道深谷，谷底卧着一条干涸的河床，卵石白花花铺了满地，像一页写满又擦净的草稿纸。我下到谷底，指南针先疯了，针尖转个不停——它不认识这个地方。那根灰白的指针却纹丝不动，依旧指着西北，指着谷对岸那道灰沉沉的梁子。我忽然明白：我走了三十一年，指南针一直在替世界指路；只有它，替我的来处指路。
翻过梁子，天色向晚。风停了，四野静得只剩心跳——两重。我站在梁顶，顺着指针望出去。暮色里，两座缓丘之间，立着一座山。
它和整片台地都不一样。台地是圆的、旧的，棱角被风磨了千年；它却肩是肩，脊是脊，通体灰白，没有上漆，像那台等了我三十一年的机器，被放大了千万倍，种进地里。树只长到半山腰就停了，像不敢再往上爬；再往上，山体裸露，一道一道接缝整齐地走着，仿佛它不是长出来的，是铸出来的。两座峰之间凹着一道弧形豁口，被最后一缕光照着，亮得刺眼。我的胸口忽然一紧。不是怕。是那根指针隔着衣料轻轻颤动，像在应答。怀里那台收音机自己哼了一声——不是广播，是电流的那种轻响，像它终于听见了想听的东西。表盘上的针，停在豁口的方向。那里没有刻度。可它认得。
然后我听见了。山的深处传来一下心跳。极慢，极沉，像一头睡了许多年的巨兽翻了个身。一下之后，停了很久，又一下。我数着：两下之间，隔着整整三十一年的路。它跳第三下的时候，我刚抬脚——它的第三下落在我落脚的地方，比我早到一步。
我站在山脚，忽然不想再往前了。我知道，这封回信已经送达——不是送达给一座山，是送达给一个等了三十一年、一直醒着听的收件人。它认得我的脚步声，认得我胸口的节拍。它不要我开口。山的心跳还在一下一下地响。可这一次，我在那节拍里听见了别的东西：很轻，很远，像还有心跳，正从四面八方朝这里赶来，一颗，又一颗，像一场迟到了许多年的雨，终于认出了落点。
原来它们不是迷路。它们是在等——等有人先找到家，好让所有还在路上的，都认得方向。
明天，我要爬上那道豁口，把带子里的三十一年，放给山听。我想知道：它把我们一颗一颗放下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算过，会有几颗走完这趟路回去。我更想知道——它自己，是不是也是先落下来的那一颗，只是没有谁，替它做过一副会走路的身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