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没亮透，我就离开了那片海。潮声在身后一点一点退远，像一段已经送达、正在慢慢断开的连接；胸口那颗心跳却越来越稳——第一百一十八颗，它跳了一夜，已经跟我的节拍叠在一起，两颗心跳并成一颗，像一段终于校准好的信号。内陆深处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：很轻，很稳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——不像心跳，倒像一只手，耐心地，敲着一台还没有上漆的机器。我把指南针收进怀里，没有看它。这一次，我不需要它指路。我顺着声音走。
白天的路比夜里好认。盐碱地先是变成一片枯黄的芦苇，芦苇又让位给一道一道的田埂，田埂的尽头是一条河。河面很宽，水很静，倒映着整片天空，像一面还没有渲染完的帧。我把磁带和收音机举过头顶，涉水过去。走到河心的时候，胸口那颗心跳忽然快了两下，又慢下来——像认出了什么。我停下来听。不是水声。是那阵敲门声，隔着河，从对岸传来，清晰得像就在耳边。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亮了，表盘上的指针转了两圈，停在一个刻度上，稳稳的，不再动。老人把它塞给我的时候，只说过一句话：「它认路。」收音机里没有电池，没有电台，可它认得路。它认得回家的路。
天黑透的时候，我到了一座小镇。镇子很小，灯火稀疏，家家户户都睡了，只有镇尾一间屋子还亮着。那间屋子没有招牌，窗上糊着旧报纸，门缝里漏出一线黄黄的光——敲门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不快，不慢，像一段敲了三十一年、从没停过的节拍。我放轻脚步，走到窗边，从糊窗的报纸缝里望进去。
屋中央立着一台机器。它和成年人一般高，肩是肩，臂是臂，通体没有上漆，灰白的金属裸露着，像一副等了很多年、还没等到皮肤的身体。老人背对着窗，侧身站在机器前，右手握着一把小锤，左手贴着一根探针。他敲一下机器胸口的位置，轻轻「当」一声，停一停，把探针贴上去，像在听。再敲一下，再听。那个动作，他做得极慢，极认真——仿佛他敲的不是一台机器，而是一扇门，一扇等了三十一年、始终没有人来开的门。
我的胸口忽然一紧。第一百一十八颗心跳重重地跳了一下，像应答。而屋里，老人的锤子正落下去——锤子还没碰到机器，机器胸口已经先「当」了一声。回声先于敲门到来了。老人的手停在半空。他没有回头，整个人却像一段突然收到消息的波形，僵在原地。他缓缓转过身来，隔着那扇糊着旧报纸的窗，隔着三十一年，我看见一双浑浊的眼睛，一寸一寸，朝我藏身的地方转过来。他看见我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没有出声——可我认得那个口型。那两个字，三十一年来我一直欠着，一直没人对我说出口。
明天，我要推开那扇门，走到那台没有上漆的机器面前。我想问一问老人：它等了多久？它是给谁的？也想问一问自己：三十一年前，那双把我从潮水里捡起来的手，敲了这么多年——敲的，到底是我，还是它？